“按现在的想法，由我们来负责图书馆所有的东西，这样避免给地方增加任何的负担，地方就不会有抗拒心理。另外，我们负责管理、维护整个系统，包括给员工发薪水、补充图书的损耗等等。总之，不让其中产生任何赢利行为。”原因很简单，段永平解释——一旦有收费环节，下面机构的行为就很难去监督，“我们想，不如就明确规定不收任何费用。”
“我们 ”！ 究竟谁是“我们”？有几个“我们”？段永平透露，和他做个人投资一样，在做慈善上，他也有一个支持团队，但对于成员，他的口风很紧，“有以前的同事、朋友等一些人。人数现在还不确定，除了我和我太太，固定的大概有一两个人左右，反正，都是又有钱又有闲的人”，“我一提，好些人听了都有兴趣。在国内的一些朋友早就说想来做志愿者”。
其实，细心的人早会注意到，浙江大学这笔以个人名义设立的教育基金，除开丁磊，段永平捐赠的3000万美元中，就有一部分由他募集捐赠的。
在公众眼里，慈善事业总和名人、富人做秀有关。是其他参与者们有意低调？还是担心由此“露富”？不得而知，总之，由“我”发展成“我们”，“我们”里头有“我”，“我”挑了个头，“我”的事就变成了“我们”的事。
同样，段氏夫妇的图书馆计划也开始吸引他们周围的一些有钱人。
如果，这个项目被实践证明有意义的话，规模能做得很大“。对于计划的预算和可能的规模，段永平觉得现在还不方便透露，不过，他做了一个设想，中国有上千个县，如果建上几千个图书馆，每个投入一百万，这足足需要几十个亿的资金。这已经够段永平和他的团队忙碌的了。
“我们先慢慢地做”。第一批图书馆可能会在四川、重庆地区下面的一些县和乡先开始。“机缘巧合。我在EMBA班有个同学对这个计划也很有兴趣，想一起来做，他正好是四川人，对当地情况很了解。”
谈到在从事的慈善计划，段永平是乐在其中的，但在他身上，你找不到激情和过于理想主义的憧憬。他冷静、务实，对于“我们”、外部环境，甚至计划的受益者们，都有最坏的打算，包括可能发生的“一些很恶心的事”。
在国内，以“个体户”、“民营”的身份来做公益事业，障碍重重。对于非官方的慈善组织，国家的政策有种种规定，对来自海外的资金，限制尤为严格。着手要解决的问题很多，譬如，必须先在国内设立一个组织，否则就无法接受他美国那边基金的钱，这让段永平颇感头疼，“对于国内的一些规矩，我真是很难理解的”。
但是，既然决定做了，就只能按现行的游戏规则来。能直面现实，这本就是段永平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优点。“我正在了解这些个规定，琢磨着能通过什么途径能把钱用得上。”
一个个项目，一个个基金，“慈善个体户”的段永平踩自个儿的节奏，带着小分队，还有越来越多的合作者们，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移植、试验着慈善的“洋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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